从保守走向进步：与时俱进的不懈追求

　　主持人：社会不断发展、文明不断演进的进步观念，贯穿于《新青年》办刊始终，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基本取向。直至今天，百年回眸《新青年》，我们仍能感受到其字里行间迸发的打造青年、改造国民、引领社会之时不我待的进步意识和责任情怀。我们应该如何认识、评价《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从保守走向进步中的作用？

　　俞祖华：西方进步观念从19世纪末传入中国，尤其是1896年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出版使“西之人力今以胜古”“时代必进，后胜于今”的进步观念风行一时。《新青年》创刊后，进化论、进步观念依然是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提倡新道德、新文化的重要思想武器。发刊词《敬告青年》所陈“六义”之一为“进步的而非保守的”，文中提到：“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特以俗见拘牵，谓有二境，此法兰西当代大哲柏格森（H.Bergson）之‘创造进化论’（L‘Evolution Creatrice）所以风靡一世也。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在创刊号上的另一篇文章《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陈独秀把生物进化论与人权说、社会主义并称为“近世三大文明”。《新青年》群体以进步观念言说人生进取、民族兴亡，发刊词指出：“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从个体人生的角度，要求国人尤其是青年“自觉其新鲜活泼之价值”，“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李大钊：《青春》，《新青年》2卷1号）；从民族整体的角度，要求国人“急起直追”“汲汲孕育青春中华之再生”“创造一个‘少年中国’”；从人类社会的角度，强调“世间最可宝贵的就是‘今’，最易丧失的也是‘今’”，“当努力以创造将来，不当努力以回复‘过去’”（李大钊：《今》，《新青年》4卷4号）。经过《新青年》以及新文化运动对进步观念的大力倡导，国人纷纷接受新陈代谢是人类社会的根本法则，他们不再认为历史是一个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堕落过程，不再认为人类的黄金时代是在飘逝的过去，而是相信明天会更加美好，相信人类可以创造出更加辉煌灿烂的文化。

　　张宝明：无论是“社告”中的“辅导青年”之“天职”的声明，还是回答读者来信中“介绍西方学说，改造社会”之“宗旨”的告白，《新青年》的根本立意都不离“立人”的主题，即是要塑造新的“青年”。对此，主编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是什么》中说得一清二楚：“新文化运动是人的运动。我们只应该拿人的运动来轰散那狗的运动，不应该抛弃我们人的运动去加入他们狗的运动。”（《新青年》7卷5号）那么，《新青年》倾心打造的“新青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青年呢？根据陈独秀在创刊词中所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新青年”应该是“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要认识到“不进则退”这一宇宙法则：“世界进化，骎骎未有已焉。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于然淘汰已耳，保守云乎哉！”在《新青年》群体的文章中，陈独秀的《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与李大钊的《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同气相求。在“保守的”和“进步的”之间有着异口同声的果断判定：指点青年走进化的、创造的“创化主义（Creative Progressionism）”之进步道路。同样，陈独秀的《新青年》与李大钊的《青春》同样表达了“青年强则中国强”的逻辑。与杂志同名的《新青年》一文要求自命“新青年”者要与“旧青年”诀别，《青春》则号召“新青年”以“今日青春之我”去“扑杀昨日青春之我”（《青春》，《新青年》2卷1号）。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那里，“青春”“青年”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他们从进化论的理论视角，认定“青年必胜于老人”“将来必胜于现在”，他们期待的是一个具有鲜活生命力的未来：从落后走向先进、从保守走向进步、从黑暗走向光明。

　　郑大华：五四时期的进步观念，有渐进论与激进论、改良论与革命论两种类型。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胡适都从进化论出发，批评旧道德、旧文学不适合现代生活，但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到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已可见“改良”与“革命”的不同调子。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后期，胡适接受了杜威的实验主义，明确主张渐进论，指出“进化不是一晚上笼统进化的”，“再造文明的进行，是这个那个问题的解决”，不要自以为能找到包治百病的“根本解决”（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7卷1号）。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则以唯物史观取代进化史观，更加注重从经济因素入手分析历史变革，并强调应该承认“遇着时机，因着情形，或须取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每周评论》第35号）。李大钊还对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进行了比较，指出进化史观与唯物史观都是与“退落的或循环的历史观”相对立的“进步历史观”，但“以历史进展的动因为准则唯物史观更胜一筹，因为它把历史进化的动因归于‘物质’，归于‘社会的生产方式’”（李大钊：《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新青年》8卷4号）。早期马克思主义者能够做到与时俱进、与时偕行，不断从外来的新思潮、新文化中进行选择，不断地顺应潮流以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从“仿日变法”“法兰西文明”到“第三种文明”，从民主主义、激进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从变易史观、西方进化论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引领着新文化运动的不断深入发展。100年前，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之初就充分展示出来的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姿态与勇气，直到今天仍有它的时代价值和积极意义，是值得我们点赞和认真学习的。我们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接受先进的文化和思想，以推动社会的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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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林秋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