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有一个遭遇抗拒，逐渐接受，相互渗透，汲纳融合的过程

　　理论周刊：从实践上看，二者融合或者说结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石仲泉：人类历史的发展是与不同文明的冲突相伴随的。自西方文化在近代进入中国以来，东西方文化的交流、融合，一直在相互冲撞中展开，其中一个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文化也有一个遭遇抗拒，逐渐接受，相互渗透，汲纳融合的过程。

　　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等人都谙熟中国传统文化，有极其深厚的“国学”底蕴。陈独秀还有鲁迅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激烈反传统，既有启蒙的呐喊，也有复兴的呼号。不如是，就不可能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冲破黎明前的黑暗。在革命呐喊和打倒封建势力、推翻旧世界的革命年代，维护旧制度的腐朽传统文化不能不是主要批判对象。

　　杨凤城：确实如此。中国共产党成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激进的反传统思想背景下，其创始人和最早的一批党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哺育的知识分子，像陈独秀等还是该运动的旗手或弄潮儿。中共成立后不久，又肩起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诸多因素综合在一起，导致其侧重批判传统文化的负面。当然，中共成立后，集中精力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并未特别关注文化问题。不过，这种倾向还是时常表达出来，虽然文字不多，但态度是鲜明的。

　　石仲泉：尽管在当年批判时有某些片面性缺点（在后来的革命洪流中也有过头言词和极端行为），但从陈独秀、李大钊等领军人物来看，他们在本质上并没有全盘否定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时还在探寻如何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问题。

　　杨凤城：抗日战争时期，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我党高扬爱国的旗帜，动员民众抗日。而爱国主义往往离不开对国家历史和民族文化的认同。1940年1月，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党内两位最重要的领袖人物——张闻天和毛泽东先后发表演讲，从正面较展开地阐述了中共对待传统文化的评价和立场。1月5日，张闻天以《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为题发表演讲，在指出封建的旧道德、旧思想、旧制度，复古、尊孔、读经、保存“国粹”等等“没有明天”，“必须用全力扫除”、“愈彻底愈好”之后，讲到“旧中国文化中也有反抗统治者、压迫者、剥削者，拥护被统治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拥护真理与进步的、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因素……这是值得我们骄傲的。对于这些文化因素，我们有从旧文化的仓库中发掘出来，加以接受、改造与发展的责任。这就叫‘批判的接受旧文化’。”1月9日，毛泽东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论》）为题发表演讲，表达了同张闻天相同的立场，只不过更凝练而已。他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绝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943年12月，毛泽东在一份批语中进一步分析道：“剥削阶级当着还能够代表群众的时候，能够说出若干真理，如孔子、苏格拉底……王阳明也有一些真理。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历史的看法。”翌年7月，在同英国记者斯坦因的谈话中他再次表达了这样的立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中国历史遗留给我们的东西中有很多好东西，这是千真万确的。然而我们中国有些人却崇拜旧的过时的思想，这些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中国不仅不适用而且有害。这样的东西必须抛弃。”“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

　　新中国建立后，延安时期形成的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基本上延续下来。“文化大革命”期间，以儒学为主体的传统文化遭到“横扫”，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文革”结束后，对“极左”政治的反思和否定，给理性对待传统文化带来了新境遇，但也面对一个现实矛盾：一是“文革”式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荒唐至极，必须改变；二是“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无法无天等等，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封建传统的沉滓泛起，因而中国依然面临严重的反封建思想任务。所以，必须对封建传统文化进行更深入的批判和清理。这一认识可谓当年大多数有识之士的共识。

　　但是，“文革”式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和态度毕竟遭到否定，而且伴随改革开放的扩展，社会与文化环境的宽松，在民间和知识界，中国传统文化开始回归生活或成为研究对象。

　　进入新世纪后，党的十六大的报告中又专门阐述了“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而民族精神离开了传统文化便无从谈起。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随着国际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不断拓展，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与日俱增，也随着中国国内市场经济和社会多元化的发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重估，无论在民间、知识界还是在政界均呈现蒸蒸日上之势。

　　如何“批判继承”，是不断探索不断发展的

　　理论周刊：如果概括一下的话，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中，提出并实践了哪些基本原则？

　　石仲泉：首先是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其次是批判改造，推陈出新。如何“批判地继承”，通过改造后“充分地利用”，是长期困扰学界的一个难点。就学术研究而言，至今仍存在简单化地“一分为二”，或贴标签后全盘肯定的现象。再次是古为今用，百花百家。毛泽东具体运用历史文化来“古为今用”也有很多好的例子。比如他对枚乘《七发》的阐发就很典型。枚乘，苏北淮阴人，汉文帝时为吴王刘濞的文学侍从之臣。《七发》是写给吴国的贵族们看的。毛泽东认为这是一篇很好的骚体文，并有所创发。“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于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七发》的气氛颇有批判的色彩。文章开篇“楚太子有疾，而吴客往问之”，一开头就痛骂上层统治阶级的腐化，抨击其骄奢淫逸的生活是生病之根由。“且夫出舆入辇，命曰蹶痿之机。洞房清宫，命曰寒热之媒。皓齿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脓，命曰腐肠之药。”毛泽东认为应当引以为鉴戒，作古为今用地发挥道：“这些话一万年还将是真理。现在我国在共产党领导下，无论是知识分子，党、政、军工作人员，一定要做些劳动。”

　　张岂之：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必须要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提炼出与我们时代的精神相结合的东西，就是要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些核心理念、基本命题和我们的时代结合起来，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结合起来。中华民族文化中，最基本的道德是什么？仁者爱人。什么是仁者爱人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25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第一位老师讲的话，今天对大众还适用，还符合我们今天时代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中华文化时，还用了一个词：中华民族具有“修复力”。什么是修复力呢？我的体会就是《左传》里讲的一个故事，国家有灾难了怎么办？大家来解决这个灾难，“多难兴邦”就是民族修复力的一个重要命题。还有历史书里写的愚公移山，也是民族修复力的艺术表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包括了国家层面、个人层面、社会层面，有的借鉴了人类的优秀文化，像法治、平等、自由，但也必须借鉴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比如敬业、诚信、友善，才有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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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姚润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