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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光"百年:他的世界越来越小 影响的面积却越来越大
2017-01-18 12:58:42 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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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有光”百年

2012年1月15日,北京,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视觉中国供图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周有光几乎不再开口说话。有访客到来,他只是静静地抱着拳,戴上助听器耐心地听,哪怕家中小辈去探望也是如此。

  一年前,111岁生日之际,他还能简短地跟贺寿者解释,“实在没有多少话讲,要少讲空话。”那时,他觉得,111岁等于1岁,因为“一事无成”。

  他身体的零件早已一样一样地失灵。他不再能自己走路,去书房也要靠保姆搀扶。他的耳朵渐渐听不见外面世界的喧嚣,需要借助现代化仪器。他的腰椎也变形了,睡觉都会感到疼。此前,他还曾对医生骄傲地说,跨越一个世纪的牙齿仍是原装的,满头白发中竟冒出了几根黑发。

  在85岁退休之后,周有光的空间越来越小。这个曾跑遍大半个地球的老头,平静地缩进了一个方寸空间里。在北京朝阳门内拐棒胡同一处曾为“牛棚”的水泥楼内,一间9平方米的书房几乎成了他的整个世界。何方、资中筠、吴敬琏都曾钻进这间小屋子,和他讨论国内外的重大事件。

  没有访客的时候,他终日伏坐在已磨得斑驳的书桌前,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句地读书、看报、写文。哪怕去医院住院时,他也一手挂着吊瓶,一手拿着原版的美国《新闻周刊》,曾被当成“观赏动物”般围观。

  然而,他影响的面积却越来越大。有人说,周有光百岁后“不是坐在小屋子里写文章,而是已经走出小屋子,在主持一个启蒙大会”。

  从他书桌上一台碎花布包裹着的电子打字机中,飘出了一篇又一篇短小精炼的文章,它们无一不浅显易读,却被许多人认为是“大手笔”,“读他书的人越多,中国越有希望”。

  1955年之前,周有光搞的是经济学,在大学里教过书,也在南京国民政府经济部农本局当过官。1955年之后,作为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化研究室主任,他又一头扎进语言学领域。他参与拟定《汉语拼音方案》,让人们能够依靠26个拉丁字母,轻松地在键盘上敲打出汉字。

  但在1月15日,他去世的第二天,北京一场持续3个多小时的民间追思会上,人们讨论得最多的,不是“经济学家周有光”,也不是“语言学家周有光”,而是“公共知识分子周有光”。

  “要从世界看中国,不要从中国看世界。”这是会上人们对周有光思想最浓缩的总结。追思会的主题便是“正确认识世界与中国”。

  正如拼音连接了汉语与西方语言,周有光也把人们带入一个更加开阔的地带。有人用“顿开茅塞”形容读完他的书后的感受。

  他曾打比方:“世界很多国家好像都在开运动会,都在一个跑道上跑,有的跑在前面,有的跑在后面。跑在后面的可以向前去,可是有人掉下来了,跑到外面去,就是进入到历史的误区,历史的误区走不通,迟早要回来。”

  在现代史研究者杨继绳眼中,写了《海国图志》的魏源等人,被称为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然而他们是用中国的眼光看世界,周有光是用世界的眼光看中国,“他站在星际空间”。

  参加《炎黄春秋》春节联谊会时,106岁的周有光已经不能走路,然而杨继绳清楚地记得,坐在轮椅上发言的周老,声音却很高亢,引得整个会场的人都站了起来,踮起脚跟,伸长脖子。许多人对他的发言记忆犹新:“不仅要爱祖国,更要爱人类,爱地球,如果只爱自己的国家,不顾人类的整体利益,那就会以邻为壑,甚至引发战争!”

  周有光出生于1906年,正好赶上了中国与世界激烈碰撞的时代。他与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同岁,2岁时,溥仪坐上龙椅。几十年后,在政协食堂吃饭时,周有光又时常见到身为共和国普通公民的他。

  他见过进城的农民被剪了辫子而痛哭流涕。在懵懂中他也爬上茶馆的方桌演讲,摇晃写着“同仇敌忾”的旗帜。但在退休后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几次表示“还是要做一个21世纪的世界公民,无法再梦想世外桃源了”。

  周有光退休比别人晚很多,真正退休后,他也只是“把办公桌搬到了家里”,趴在桌子上不停地写。已经“风化”的桌面,生出许多“毛刺”,有时刺痛他手心。

  112年的人生跨度让他经历了中国最艰苦的岁月。他曾目睹抗日战争爆发时上海随处腾起的浓烟和被大火烧红的天空。避居四川的几年里,他遭遇大搬家36次,小搬家不计其数,有一次去乡下办事,回来晚了,发现家里全部被炸光,所有东西都被埋在瓦砾里。等到扒开瓦砾,发现只剩一双橡皮套鞋没有烂。儿子周晓平有一次被流弹打进肚子里,肠子穿了7个孔。

  但等到皱纹爬满面颊,人们已经很难从周有光的脸上读出苦难的印记。1956年刚到北京的时候,全家挤在两间半房间里,其中半间做他的书房、客室、吃饭间,书橱还要留一半放菜碗。他自创了一篇《陋室铭》,“卧室就是厨房,饮食方便。书橱兼当菜橱,菜有书香。”“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下放宁夏“五七干校”,天天吃烂白菜,他总结出来了一个“白菜原理”——“好的不吃,坏的再吃,不坏不吃,坏了全吃”。

  他从圣约翰大学出走后,跟着老师一起办民众教育时就明白一个道理,要“通过教育改革社会、促进人类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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