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义桅：与时俱进理解社会主义: 运动、制度、文明
社会主义从一种运动到一种制度，在世界上经历了百年时间，在中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超越了资本主义制度。但苏俄、中国先后跨越“卡夫丁峡谷”，率先在资本主义未充分发育的国度搞社会主义，使得这种超越存在应然与实然之间的矛盾，于是有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但是，仅仅把社会主义停留在制度层面理解，则难言中国之先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等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改良了社会制度，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福利制度，缓解了社会矛盾，且创新和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尤其是西欧的民主社会主义也从一种思潮到一种运动和政治势力，不仅登上大雅之堂，而且在一些国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常常被外界批评、抹黑与误解。导致社会主义的中国反而在国际社会上话语权弱势，这与社会主义制度超越资本主义制度的理念不相称。仅仅把社会主义停留在制度层面理解，也难以概括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改革开放是在融入全球化过程中丰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并创造了人类工业化、脱贫致富和大国崛起的奇迹。如此生动伟大的社会实践，已经对世界各国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把社会主义停留在制度层面理解，还难以体现“中国应该为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国际意义。那么，社会主义对全球化时代以及中国参与全球化做出了哪些超越性、历史性贡献呢? 社会主义如何克服全球化困境、应对全球性挑战呢?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必须对社会主义做出与时俱进的理解。只有把社会主义视为一种人类文明形态，这就是社会主义文明，才能坚定社会主义信心，坚定中华古老文明借助社会主义而复兴的美好愿景。社会主义理念应与中国传统文化如“天下大同”等理想相契合，会内化为中国的国家属性和受到广大中国人民拥护的。在中国，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创造社会主义奇迹、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这也深刻解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合法性、现实合理性、未来合情性。因而，中国梦也是社会主义梦。社会主义文明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提炼和升华。只有从文明角度理解社会主义，才能摆脱中国特色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等认识上的纠结，与中国作为一种文明而非仅是民族国家的身份相匹配。社会主义文明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实现对包括资本主义文明在内的人类各种文明形态的超越:一是从生产方式上讲，社会主义文明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增长而不发展”的悖论。二是从生活方式上讲，社会主义文明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和平而不安全”的悖论。三是从思维方式上讲，社会主义文明超越了资本主义文明“开放而不包容”的悖论。
（来源：《探索》2017年第6期）
陈先达：法治与德治何以相得益彰
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在社会主义社会，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可以形成强大合力，释放强大正能量。争论哪个更重要，实在没有必要。从道德角度说，我们提倡国家、民族利益高于一切，这种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并不违反法律中有关个人权利保障的条款。维护个人合法权利属于法律范畴，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并非法律规定，属于道德范畴，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所需要的。相反，如果将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对立起来，则是有害的。例如，认为提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就是不尊重个人权利，以私权神圣为由反对提倡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这样的论断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在社会实践中是非常有害的，其实质是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不同功能。道德规范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制度。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为树立正确价值观，出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考虑，在对公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有分析地强调责任优先于权利等道理是正确的。相反，将权利置于责任之上、将自由置于国家安定团结之上、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上，在实践中会带来许多危害。我们不能用法律规定来反对道德教化，不能简单认为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法律不可能无所不包，规定人的全部行为。我们需要的既是法治社会，又是具有高尚道德的社会。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维护个人权利，社会主义道德应当倡导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提倡无私奉献。这就是法律与道德相得益彰的辩证思维。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1月10日）
欧阳卫民：把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落到实处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增强狠抓落实本领，要“坚持说实话、谋实事、出实招、求实效，把雷厉风行和久久为功有机结合起来，勇于攻坚克难，以钉钉子精神做实做细做好各项工作”。2015年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九次会议上强调，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是党领导经济工作的重要平台，落实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确定的事项，要真抓实干。要明确主体责任，主动作为、形成合力。要重视抓实效，善于与时俱进开展工作，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落地生根。怎么真抓实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两个“要”，一个是要明确，一个是要重视。即“要明确主体责任，主动作为、形成合力。要重视抓实际成效，善于与时俱进开展工作，确保党中央各项决策落地生根”。落实主体责任，是狠抓落实的前提。主体作为领头羊，既要自己抓落实，更要抓群羊的落实。落实党委主体责任，不仅要明确责任主体、解决“谁来干”问题，规范责任内容、解决“干什么”问题，还要解决“怎么干”问题。这就要求各级党委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加强制度建设，健全工作机制，这样才能保证主体责任得到不折不扣落实。
（来源：《探求》2017年特刊）
任鹏：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三重意蕴
自近代以来，我国在实现现代化的征程中，始终面临着“西方优势”的巨大压力。伴随着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不断推进，“西方标准”在西方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代彰显着西方优势，即使遭遇了国际金融危机后西方道路“无可奈何”的整体性衰落，“西方崇拜”情结在政治制度建设中仍很有市场。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政治制度上，看到别的国家有而我们没有就简单认为有欠缺，要搬过来；或者，看到我们有而别的国家没有就简单认为是多余的，要去除掉。这两种观点都是简单化的、片面的，因而都是不正确的”“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只有扎根本国土壤、汲取充沛养分的制度，才最可靠、也最管用”。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和发展中，必须坚定树立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理论自觉，清醒认识到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的“三重意蕴”：“照搬”西方不仅无用，而且危险，更不用照搬。一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对西方政治模式历史过程和治理实效的清醒认识。西方政治模式的肇始和运行是对民主的反动而非彰显。三权分立、多党制和竞争性选举是当今西方世界用以实现“民主”的三驾马车，但纵观这几项制度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确立过程，却并非民主化的结果。辩证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经济出问题，往往离不了政治的深层反作用。西方世界在金融风暴中的治理危机戳破了它的民主神话和政治泡沫。危机后占领华尔街运动、政府关门风波、总统选举“互黑”与“被黑”、黑夜站立、脱欧公投等政治颓势，更放大了以相互掣肘、党派分化、利益集团为特征的“否决政治”的严重通病以及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简单移植一人一票、多党竞选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不仅没有解决战乱、贪腐、贫困等老问题，反而造成了“肌无力”政府下的社会对立和政局动荡。二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对西方话语陷阱和战略布局的高度警惕。鼓吹“宪政”、推销“普世价值”是西方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有效武器。所谓“民主”“人权”“宪政”都不是纯粹的学术概念，而是附会了西方意图的不断变换的话语陷阱和攻心武器。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就是以“宪政”理论为武器，废除了苏联宪法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取消了苏共的执政地位，并最终瓦解了苏联。而这股“宪政”思潮的兴起，离不开美国福特基金会从1987年开始大力资助的“全球性比较宪政研究”。效法欧美的苏联民主化改革，并没有带来富足、效率与公平，反而导致政权丧失和国家解体，却受到西方世界的高度好评。维护和实现战略利益是西方话语霸权和思想渗透的不变逻辑。西方世界策动“颜色革命”，把自己粉饰成“世界人权”的代言人和卫道士，绝不是为了谋求世界和平、致力于其他国家福祉，而是出于美化霸权行径的口实需要和强化西方控制的祸心。合则用、不合则弃的双重标准，早就戳破了西方国家虚伪的“民主卫士”面具，揭示了“西式推销”的真谛：支持民主是假，培植自己的附庸、服务自己的战略利益才是真。三是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是对我国制度优势深刻体认后的道路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源于历史、根植民意的制度选择。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的政治优势。历史充分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没有中国今天的繁荣和富强。彰显民意、凝聚共识、适合国情、卓有成效，这就是不同于西方“自由民主”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性。
（来源：《人民日报》2018年1月8日）
张斌：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普世幻象
在以资本逻辑为轴心的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中，“商赋人权”重构了自由、民主与平等的价值原则。西方民主制度标榜的自由本质，是以商品化为逻辑起点、以财产权为核心的经济自由。资本至上的新财富观是西方民主政治制度共同认可的最高意识形态存在的基础。经济性社会的本质化结构及其金融垄断资本导致下的政治“崩溃”注定制度再塑遥不可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现实困境是对其普世幻象的指认。对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经济哲学批判证明，它与其依附的资本主义制度一样，必然只是历史的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