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巴拉克此时之“死”，让上述一切都成为永不可能实现的假设，从这点上讲，他的“早死”，对埃及，对埃及人而言，也未必是“死的逢时”。然而实现这从“司法之严肃”到“社会之宽容”之“共识循环”的前提，是埃及各阶层、各政治派别摒弃“穆巴拉克时代”的思维定式，用“新时代”的模板思考和解决问题、矛盾。但事实证明，这一点远未做到。

　　就在穆巴拉克“死讯”传出之际，两名总统候选人（其中一名是穆巴拉克时代的空军司令，另一名则是前“非法组织”的代表）仍各自宣称自己是获得52%选票的胜利者，对方是“窃贼”；由兄弟会和其它宗教保守派把持的国会正不断动作，试图逼迫军方让出更多权力，并力争将所有穆巴拉克时代的政治人物打入“政治死牢”；带有浓厚旧时代色彩的军方则一方面宣称自己有“最终立法权”；充斥着穆巴拉克时代人物的埃及行政议会正试图将兄弟会所属“自由与正义党”等政党，乃至刚选出没多久的两个议会，统统打成“非法组织”。

　　整个埃及政治生活的逻辑，仍沉浸在“广场时代”，曾被寄予厚望的民主进程在近期一系列事件发生后，已越来越明显地露出弱不禁风的一面，而埃及社会则同样死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传统逻辑，社会共识难以凝聚，“后穆巴拉克时代”何尝真的“活了”？从这个意义上讲，穆巴拉克是“该死的（政治遗产和逻辑）未死，不该死的（躯壳）却死了”，说他“死不逢时”，实在是恰如其分。

　　穆巴拉克的悲剧提醒每一个处于类似转型期的社会：不要等到不得不抉择时才作抉择，否则对任何人、任何阶层和势力而言，都可能是更大的悲剧。（陶短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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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