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伯江——战略互惠 中日没理由不合作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杨伯江发表了如何在地区国际层面拓展战略互惠合作的演讲。他说，战略互惠合作是中日两国关系发展的正常轨道，地区国际层面的合作对于中日两国来说大有可为。从历次中日首脑会谈，特别是重要的四个政治文件来看，无不强调战略互惠合作的重要性。

　　杨伯江指出，中日战略互惠合作要遵循以下三点，即要有大局观、要有时代感、要以亚太地区为重点。

　　战略互惠大局观：负起大国责任

　　首先，中日战略互惠合作要有大局观。“理论上讲，日本的敌人应该是美国，它们的经济水平接近。”杨伯江引用日本战后现实主义学派鼻祖高坂正尧的话，意在强调中日两国没有理由不合作。

　　中日两国对“战略互惠”的解读有所不同。中方强调的是战略，日方注重的是互惠。中日两国不应只看重一笔一笔的简单交易，而应出于大国的责任，共同为全球和地区的利益作出设计，在实现全球地区利益的过程中实现自己的利益。这样才是真正的大局观和战略风度。

　　就中国自身来看，日本对华关系应该有充分的战略自信。如果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前三十年看成物化（经济建设）的三十年，那么后三十年的重点应该是精神层面建设的三十年。其中对外要有国际形象意识，要以勤劳、谦逊、自省等传统美德与现代国际文明相结合，增加中国的国格魅力，唯此才能实现真正的崛起。中国应充分意识到自己还差得很多，需要学习其他国家包括日本的宝贵经验。

　　战略互惠时代感：需要正和博弈

　　中日战略互惠合作要有时代感。杨伯江说，国际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如果看看1840年之前中国（以及印度）经济总量占世界之比，中国经济规模排序的上升不过是恢复历史常态而已。日本应当正确对待中国的发展，日本在现代化方面远远走在中国前面，在科技、管理、地区合作等诸多方面都领先于中国很多。

　　随着时代的发展，外交观念应做调整。立竿见影地解决彼此间出现的问题不再是外交的唯一宗旨，有些问题在明明知道不可能很快解决的情况下，保持问题的可控、有效管理也应该是外交的宗旨之一。缺乏这样的时代感、战略观、哲学观，也是日本民主党做出错误决定，坚持所谓钓鱼岛“国有化”的一个因素。

　　中日之间的博弈应该是正和博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日双方空前地有条件合作把蛋糕做大。比如说非传统安全、节能、环保乃至海上航道安全的维护等，都具有正和博弈的性质。

　　重点地区是亚太：防止零和博弈

　　战略互惠合作要以亚太地区为重点。

　　首先在东亚经济合作方面。中日间的经济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的压舱石，而且合作程度之深已经很难为第三方所取代。日本弃华而就其他，这个其他很难发挥中国市场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中国弃日而选择其他，这个其他也很难发挥日本所提供给中国的所需商品。过去几年中日合作之间发生的几件大事值得一提，首先是中日部分贸易的直接结算，特别是中日互相持有国债，从战略角度来说这表明中日两国把本国的前途和命运更紧密地与对方的发展捆绑到一起。

　　从地区层面来说，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到2008年的次贷危机，每一次危机都促进了中日两国在地区框架内的合作。比如说前者促成了10+3合作以及10+3框架下的中日韩的早餐会；后者促成了中日韩机制的制度化，在清迈倡议的基础上，扩大了多边货币互换基金规模，为地区乃至国际的金融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下的关键问题是，东亚乃至亚太合作机制的构建问题，日本的考虑掺杂着大量对美国的非经济因素。鉴于日美关系的现实，不妨考虑将以下合作齐头并进：包括东盟10+3（东盟10国+中日韩3国）、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中日韩FTA（中日韩自由贸易区）、TPP（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其次，在安全上如何推动地区安全融合。这里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现实背景。历史原因是，中日安全上的合作远不如经济合作深厚，特别是缺乏战略互信。现实背景是，中日间实力对比发生了迅速变化，而且在政治安全领域的合作还有美国因素。目前，亚太安全是一个二元结构，即美国势力对非美国势力。中日关系中，安全明显不如经济“先进”，关键之一是如何处理“美国因素”。从美国的影响力、日美关系的现实看，不可能撇开美国。

　　2007年2月，美国国会研究局曾提出东亚战略报告，提到美国面临的七大战略挑战。排在前两位的并非是非传统安全和国际恐怖袭击。而是第一，中国在东亚采取的全面排斥美国的政策，把美国踢出东亚。第二，日本在经济上采取排斥美国的政策，在经济上把美国踢出东亚。可见，美国对东亚是比较执着的。基于这样的现状，是否可以考虑建立一个不排斥美国的地区组织，不仅是东亚的，还是亚太的，这个组织不仅仅包括经济功能，还包括安全功能。这样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中美日三国陷入零和博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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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