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瑞平——升级经贸关系 为稳定中日关系释放正能量

　　外交学院副院长、全国日本经济学会秘书长江瑞平发表了“关于积极推动中日经贸合作转型升级的思考”的演讲。

　　江瑞平认为，当前的中日关系应该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中日恢复邦交40年来，经贸关系获得了全面发展，同时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众多变化当中，最重要的、最值得关注的是中日经济实力对比关系和相互依存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其中，中国国力的提升和日本的下降，速度之快、幅度之大使双方都产生了严重的不适应，从而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策略选择都不可避免的产生失误，甚至严重失误。

　　经贸关系未能与政治关系形成良性互动

　　恢复邦交40年来，中日经贸关系产生了很多成效，同时也累积了很多问题。最大问题是经贸合作远未能与政治关系形成良性互动，远未能对中日关系的整体稳定和发展释放足够的正能量。目前的实际情况是，经贸合作不仅未能保证政治关系稳定，而且一旦政治关系出现波折，陷到低谷，经贸合作还要受到严重的损害，出现停滞甚至倒退。2012年下半年，由于钓鱼岛问题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严重波折，双边贸易减少了7.3% ，其中日本对华出口减少了11%，这种状况充分说明，虽然经历了40年的发展变化，中日经贸合作与双边经贸关系的基础依然十分脆弱，依旧极不稳固，必须推动其战略转型升级。

　　经贸关系转型升级的八个层面的思考

　　推动中日经贸关系转型升级有八个层面的思考。前三个层面主要是战略层面，后五个层面是策略层面。

　　第一，让经贸合作释放维护中日关系稳定的正能量。当今国际关系包括双边关系所显现的主要趋向，就是经贸合作相互依存和经济互利越来越成为化解矛盾和稳定政治关系的坚实基础。非常遗憾的是，中日间如此紧密的经贸合作，如此高度的相互依存，如此广泛的共同利益，并未能对中日关系的整体稳定释放足够的正能量。这就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思考，甚至是深刻检讨。

　　当一个国家经济形势不好、国民对现状不满时，政治家可能采取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来争取选民。一种是通过渲染外部威胁，甚至挑起对外事端来转移国民视线，转嫁国内矛盾。另一种是通过扩大对外经贸合作，带动经济回升，给国民带来更多的福祉，从而来赢得更多的选票。就中日而言，负责任的政治家显然不应该选择前者。

　　第二，让中日经贸合作和政治关系形成良性互动。即从政治服从经济转变为经济服从政治。在以往很长时期，我们在定位中日关系时，考虑更多的是如何营造良好的政治氛围，促进经贸合作，拓展经贸关系，为双方稳定的经济发展服务，政治服从经济是基本的决策逻辑。现在应该更多地考虑如何通过促进经贸合作，强化经济相互依存，增大经贸互利共赢，为稳定经贸关系奠定坚实的经济基础。

　　第三，让广大民众充分感知中日经贸合作的实惠。不能忘记日本对华ODA曾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众带了一系列的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目前日本在华企业通过增加中国就业和税收为中国民众带来了实惠。而对日本民众而言，对华出口，对促进其经济增长、增加就业所产生的重要作用也是实实在在的。

　　第四，增大国债互购，加强财政合作。目前，日本面临严重的财政问题。尤其是在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财政悬崖悬而未决的背景之下，如何维护财政稳定和可持续，更成为严重考验。而加强对华财政合作，增大国债互购规模，无疑会对稳定日本财政，从而减轻日本国民疑虑产生良好效果。

　　第五，加强汇率协调，缓解升值压力。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逼迫日元升值，对日本经济造成的巨大冲击和严重损害，迄今阴影犹存。目前在美元、欧元双双剧烈波动的背景之下，人民币和日元所面临的双重升值压力也是共同的。中日应该加强货币合作和货币协调，因为它对于稳定两国的出口、增加就业，有着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六，促进相互投资，推动产业融合。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增加就业和税收所产生的重要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目前日本却面临企业大规模海外转移导致的产业空心化问题。与中国的走出去战略相配合，促进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对缓解日本的产业空心化、增加就业，意义也显而易见。

　　第七，发展食品安全领域的中日合作。食品安全出现问题是中日老百姓所深恶痛绝的，在此方面，日本技术先进，监管高效，可供中国学习借鉴。

　　第八，提升节能、环保领域的中日合作。近一段时间，中国持续大面积的雾霾污染，引起广大民众的强烈不满。日本的环保体制世界一流，加强中日环保合作，造福两国广大民众，对稳定中日关系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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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小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