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登警告说：“NSA的任何分析师在任何时间都能锁定任何人，从联邦法官到总统都不例外。”这表明，有“亚历山大大帝”之称的NSA局长基思·亚历山大可能已经比奥巴马更有权力。

    监控个人私生活的行为并不仅限于政府及其安全机构。大型全球电信公司(如谷歌、微软、脸谱和Skype)都搜集了用户的个人信息，然后与NSA共享。

    除了明显侵犯个人隐私之外，此类活动的危险还在于，这些企业随后会与俄罗斯达成协议，而在那个国家，根本没有保护隐私这回事。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不可能知道这些公司是否已经在与NSA共同监视西方领导人了。

    斯诺登身在俄罗斯，使得美国有理由说他不是举报人，而是叛徒。俄罗斯向斯诺登提供一年的避难权，从而越发印证了这种说法。

    普京把整个事件变成了间谍小说，从而帮助美国挽回了名誉，或者至少使一部分注意力偏离了NSA的监视项目。斯诺登事件引发了关于安全、隐私和自由的讨论，其实人们旱就该展开这样的讨论了。

    美失去道德制高点不过，这桩丑闻当中有许多输家。斯诺登其实放弃了自己的未来。美国和奥巴马则失去了道德制高点。

    自由民主国家似乎未能保护本国公民的个人权利免遭侵害，所以在国内外的声望都受到了损害。

    俄罗斯社会也将付出代价，因为NSA的监视项目使克里姆林宫有理由为政府控制互联网和公民个人生活的行为辩解。

    这场磨难的唯一赢家是普京。他现在有理由驳斥美国对他威权统治的批评了。

    具体来说，只要受到挑衅，普京就可以指责美国虚伪，因为监视项目原本应该仅限于反恐战争的范围内，却扩大到了欧盟机构：美国指责俄罗斯不公正地起诉了举报人谢尔盖·马格尼茨基，如今却在追捕斯诺登。

    斯诺登没有制造这种安全-隐私的两难困境，但他确实点出了西方领导人长期以来试图掩盖的深层问题。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他的行为和由此引发的丑闻能迫使西方领导人反思维护国家安全的手段，而不会使他们越发讳莫如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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