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新中国早成立两年、稳固大后方的“模范自治区”
5月22日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内蒙古自治区是我国最早成立的民族自治区，要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加快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步伐，继续在促进各民族团结进步上走在前列。
5月正是草原返青时节，大地新绿萌发，生机盎然，5月，也是内蒙古自治区成立的月份。
1947年5月1日，在解放战争的炮火硝烟中，在迎接新中国成立的曙光中，内蒙古自治政府宣布成立，让历经沧桑的古老草原焕发新生。
比共和国早成立两年的内蒙古自治区，作为稳固的大后方，为新中国诞生发挥了重要作用。
73年来，内蒙古一直为国之屏障。自治区各民族始终和谐相处、繁荣发展，确保北疆安宁。去年末自治区成功阻击鼠疫扩散，今年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得力，还派出849人的医疗队，运送大批牛羊肉、牛奶支援湖北。3月以来，呼和浩特承担国际航班分流任务，内蒙古成为防控境外疫情输入的前线。自治区尽最大努力完成这一国家交给的任务，调动资源，闭环管理，未发生社区扩散。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内蒙古发展，勉励自治区自觉担负起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和祖国北疆安全稳定屏障的重要作用。这是基于历史和现状，立足全国大局的精准定位和高度概括。
守望相助七十余载，北疆风景更加亮丽。内蒙古繁荣发展的根本经验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党在领导全国革命事业时，为蒙古族等少数民族探索出民族区域自治道路。内蒙古一直模范执行，充分显示出这一道路、制度的优势，为世界处理民族问题提供了中国样本。
周恩来称赞乌兰夫，“单刀赴会”解决了一个“共和国”
回溯近代史，一些统治者对蒙古族采取弱化政策。日军侵华，满蒙地区为战略重点，给蒙古族带来重重苦难。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内蒙古地区形势仍然错综复杂。国民党试图恢复之前的统治，蒙古族少数王公贵族搞起所谓“独立自治”“独立建国”以及内外蒙古合并等行动。中国共产党则坚持“民族自治”的主张。事关内蒙古前途命运的三条道路，蒙古族如何做出正确的选择？
受党中央指派，乌兰夫担起历史重任。1945年10月，他成功解决了苏尼特右旗“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问题。虽然当时形势非常危险，但为显示诚意，乌兰夫仅带了少数随从人员深入“临时政府”大本营。
“因为没有带武装，父亲只能靠谈判来说服对方，让他们明白只有接受中共领导才是唯一出路。”乌兰夫的儿子乌杰回忆说。
经过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乌兰夫说服“临时政府”中的多数人，促使政府重新选举，他成为“临时政府”的实际领导人，而后用暂时停止活动的方式使其自生自灭。事后，周恩来称赞乌兰夫“单刀赴会”解决了一个“共和国”。
此后，在党中央领导和相关党组织支持下，乌兰夫联合内蒙古各界人士，1945年11月在张家口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并当选为主席，标志着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进入由中共实际领导的，有统一组织、统一领导、统一奋斗目标的新时期。
然而1946年初，内蒙古东部王爷庙街（今乌兰浩特市）又成立了“东蒙古人民自治政府”，主要负责人为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骨干，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受到当时苏蒙联军中某些人的支持，集中了一些有民族民主思想的蒙古族热血青年。东蒙古自治政府有自己的军队，基本上控制了内蒙古东部地区。他们主张内蒙古革命由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实行高度自治。
根据党中央决策，经中共中央西满分局和冀热辽分局运筹，促成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和东蒙古自治政府代表在承德会谈。从1946年3月30日至4月2日，双方召开了5次会议，仍无法达成共识。
关键时刻，乌兰夫找到与他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长期在内蒙古东部工作的特木尔巴根谈心。两位同窗各倾衷言，通过深沉的回忆，从历史经验教训中找到了契合点。特木尔巴根提出加入中国共产党，冀热辽分局很快批准。特木尔巴根态度的转变，给会谈带来了转机。
最终，东蒙古自治政府的代表放弃了原来的主张，接受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主张，同意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的领导机关，内蒙古人民革命党随即自行解散，东蒙古自治政府也随之撤销。
“承德会议是内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会议，结束了自清代以来内蒙古东、西部地区长期分裂、隔绝的状态，为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奠定了坚实基础。”内蒙古兴安盟党史办副主任那顺乌力塔说。
1946年8月1日，乌兰夫致电党中央，提出建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初步构思。他在电报中说：“承德会议在蒙人中影响极大，但蒙人一般不满目前的分盟自治与归省政府（解放区民主政府）领导，要求统一自治。如何适当满足蒙（古）族这一要求，这与解决土地问题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当年11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代表大会”，也激烈讨论了内蒙古自治问题。11月18日，西满分局关于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的电报中说：“现东蒙无论老年、青年，进步的、落后的，都主张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在此情况下，我们对内蒙自治政府问题应采取如何态度，是否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比自治运动联合会更具政权性质的机关。此问题根据全国形势，我们是否可以在国民党之先有一确定之主张。”
1947年3月下旬，中共中央同意成立内蒙古自治政府。经过多方筹备，4月23日，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终于在王爷庙街隆重召开。
小小的城镇彩旗招展，如同过节一般，但同时形势也十分紧张。当时担任大会警卫工作、今年已90岁的离休干部乌力吉图回忆说：“国民党军队驻在吉林洮南，还需要提防土匪袭击和特务破坏，会址四角架着重机枪。但是参会的许多代表虽然衣着破旧却喜气洋洋。”
会议选举产生内蒙古自治政府，选举乌兰夫为主席，彻底结束了内蒙古地区蒙古民族300多年来被分割统治的历史，初步实现了蒙古族各阶层人民多年来渴求统一与自治的愿望。5月1日，乌兰夫宣布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是党的政策主张的胜利。”内蒙古兴安盟委党校教授白海军说，中国共产党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原则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自诞生之日起就主张民族平等，最符合长期分裂的蒙古民族的根本利益，因而能够战胜其他政治派别，成为受到蒙古族衷心拥护的领导力量。
永葆“模范自治区”本色
从解放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初期，从三年困难时期到改革开放，73年来内蒙古始终保持着“模范自治区”的本色。
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使东北和华北两大战区联为一体，发挥了战略后方的重要作用。东北野战军攻打锦州的主力就是从今内蒙古境内悄悄绕过去的，曾在今通辽市南部山区潜伏几十万大军。当时在今内蒙古通辽市境内建有100多个兵站，为辽沈战役提供粮食等物资支援。1948年1月1日，内蒙古人民自卫军改称为内蒙古人民解放军，骑兵等部队直接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立下赫赫战功。
1948年10月23日，辽沈战役黑山阻击战的序幕——胡家窝棚阻击战打响了。凌晨3时，东北国民党军在重炮与飞机掩护下，向内蒙古骑兵第一团阵地发起猛烈进攻。内蒙古骑兵第一团300余名战士，与人数五六倍于己，且有步、炮、空立体联合的国民党军精锐部队展开了艰难的抗衡。
敌人将他们三面包围，并逐步缩小包围圈，同时用飞机、大炮轮番进行狂轰滥炸，将他们的主阵地炸成一片火海。在这种严峻形势下，内蒙古骑兵第一团指战员勇猛果敢，顽强抵抗，依托简陋工事苦战7个小时，以密集火力和手榴弹打退了敌人的多次冲击，顽强坚守着阵地，直至进行白刃格斗。
在这次战斗中，他们毙、伤敌数百人，牺牲60余人，用沉重的代价完成阻滞敌人7小时的艰巨任务，为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展开和进行防御作战赢得了宝贵时间。
从诞生之日，内蒙古自治区天然就带有“坚持党的领导”“珍惜民族团结”的基因。新中国成立后继续长期保持“模范自治区”的崇高荣誉，展现了内蒙古各族人民对党和国家强烈的认同感。
1958年，党中央正式批准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建设我国第一个综合导弹试验靶场——东风基地，也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自治区党委做出决定：额济纳旗向北迁移140公里，以支持国防建设。
当年的南斯勒玛才16岁，回想起那段日子她还历历在目。一家人收起毡房、赶着牛羊，骆驼上驮着三大箱家当，与300多户、1100多名牧民一起离开数代人生活了300多年的富饶牧场。牧民们一步三回头，流着泪向心中的神山巴彦宝格德磕头告别，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反对意见。南斯勒玛说：“即使心中有万般不舍，但只要国家建设需要，我们就搬。”据了解，当年参与搬迁的牧民约占全旗人口的1/4，迁徙牲口7.04万头（只）。
在三年困难时期，内蒙古在粮食问题上坚持“先中央后地方，先区外后区内”的原则，向中央上缴粮食10亿余斤，向兄弟省市输送耕畜数万头。那时，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等地陷入物资匮乏、食物奇缺的困境，米粮眼看就要见底，被政府收养的几千个孩子面临饥饿威胁。在周恩来总理和乌兰夫的安排下，约3000名孤儿从遥远的江南来到内蒙古草原，被草原牧民收养。蒙古族人不喜欢“孤儿”这个词，所以，他们把领养的这些孩子们称为“国家的孩子”。
孩子中年龄最小的不满周岁，最大的也仅仅5岁，来到草原后，需要先在保育院调理好身体，才能被牧民们领养。1960年的一天，牧羊姑娘都贵玛被招进四子王旗临时建立的保育院工作，一下子成了28个“孩子”的临时妈妈。那一年，她18岁，尚未成家。
接下来的10个月里，年轻的都贵玛在一位助手的帮助下照顾这些体弱多病的婴幼儿，让他们慢慢适应北方的寒冷、牧民的饮食，向党和国家履行“接一个、活一个、壮一个”的承诺。在那个缺医少药、生活艰苦的年代，在都贵玛的精心呵护下，28个孩子无一人因病致残，更无一人夭折，都被健康地送到养父母家中。如今，这些孩子们也已年过花甲，子孙满堂。
内蒙古之所以“模范”，关键在于做到了“五个认同”。锡林郭勒盟行政学院副院长那日森等专家表示，从历史看，蒙古族对“中华”有着强烈的归属感；蒙古族包容性强，与汉族等民族交流融合历史久远。从现实看，在党的带领下，走社会主义道路，内蒙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蒙古民族从生死边缘走向全面小康，站上了新的历史起点。
“20世纪初以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脱离中央政权管辖，直到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才改变了这种状况。内蒙古的模范作用，给各少数民族做出了表率，大大增强了他们对党中央的拥护、对国家的认同。”那日森说。
“要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各民族一律平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的一个方面的显著优势。
这个“制度”就是一直作为国家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之一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内蒙古作为这一理论和制度的最早探索地、实践地，它的历程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的“显著优势”所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起，一直在积极探索解决民族问题的办法。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进行了广泛接触，逐渐形成符合国情的民族政策。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基于当时的抗战形势，绥蒙成为党领导抗日反蒋斗争，打通通往蒙古国和苏联国际路线的战略地区之一。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2月20日，毛泽东发表《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阐述了内蒙古民族问题和党对内蒙古革命的方针政策。此后，党中央派红军分别进入今内蒙古与陕西、宁夏交界的乌审旗、鄂托克前旗等地，建立根据地，后来这些地区成为陕甘宁边区的组成部分。
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第一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区域自治成为党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实际政策。194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明确提出“建立蒙、回民族的自治区”。此后，边区政府先后建立了5个回民自治区和1个蒙民自治区，5个回民自治区建立在汉回杂居的地区，位于今鄂托克前旗的城川蒙民自治区是唯一建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内的民族自治试验区。
乌兰夫、习仲勋先后指导陕甘宁边区民族自治区建设。1946年4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在第三届边区参议会第一次大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充分肯定了城川地区开展的民族自治政权建设工作。
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鄂托克前旗政协副主席于国强说，城川地区卓有成效的民族工作充分验证了中国共产党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正确性，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少数民族的认识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城川地区的成功实践，也为之后我国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提供了宝贵经验。
1945年，乌兰夫离开延安回到绥蒙工作，在党的领导下，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最终实现内蒙古自治政府的成立。从这一过程可以看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是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符合国情，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显著的优势。内蒙古自治区的成立及发展，源于党的决策，党的领导是最根本的经验。
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区域是今内蒙古东部5个盟，人口约200万人。1949年3月，毛泽东对乌兰夫说：“要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毛泽东的这一指示，主要包括撤销热河省、绥远省和察哈尔省，逐步建立东西蒙统一的内蒙古自治区。毛泽东让乌兰夫选首府，乌兰夫选中了归绥（今呼和浩特）。
1952年初，毛泽东得知“蒙绥合并”久拖不决是因为有的领导干部不同意，他说：“不能再拖了，谁不同意就撤谁，几个不同意就撤几个！”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说：“这事是中央定了的，我去做工作，请主席放心。”
1952年6月，内蒙古自治政府由张家口迁到归绥。此后，察哈尔省、绥远省、热河省建制陆续被撤销，辖区划归内蒙古自治政府管辖。至此，“恢复内蒙古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基本实现。随后于1955年底，属甘肃的阿拉善、额济纳划归内蒙古，最后在1962年河北省商都县划给内蒙古，基本形成了现在的行政区域。
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布赫在回忆文章中说，实现“内蒙古民族彻底解放”，实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内蒙古全区域统一自治”，史册永存。它不仅使内蒙古民族结束了被分割和贫穷落后的历史，走上了统一、繁荣、幸福的光明大道，开创了新的历史征程；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开了先河，树立了榜样。
内蒙古自治政府成立时，草原上疫病流行，后来国家派出大批医务人员到牧区消灭传染病，保证人民的健康，很快扭转了内蒙古少数民族受疾病折磨、人口负增长的悲惨景况。
“一五”时期，国家在内蒙古建设包钢等一批重大项目，使内蒙古工业从无到有，来自五湖四海的工程技术人员支援建设，最终扎根边疆，奠定了内蒙古发展的基础。
早在1946年夏，内蒙古解放区同全国其他解放区一样，仿效农村的“耕者有其田”，提出“牧者有其畜”。乌兰夫在深入调研中发现牧业经济的特点和牧区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与农村有很大不同，逐步形成了“不分不斗，不划阶级，牧工牧主两利”的“三不两利”政策。内蒙古较晚解放地区的牧区民主改革，都照此掌握，由削弱封建到消灭封建，稳步完成了内蒙古全区的牧区民主改革任务。
在乌兰夫主持下，内蒙古划分为农业区、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后来，在蒙汉交叉居住地区，结合土改和行政区划调整，取消了“蒙租”，解决了旗县并存、蒙汉分治的问题，永远消除了长期以来造成蒙汉矛盾这一主要原因，改善了民族关系，加强了民族团结，出现了蒙汉及其他各民族间互相帮助、共同发展的新局面。
1953年6月，中央民委总结全国少数民族牧区工作，把内蒙古实行的“慎重稳进”和“人畜两旺”牧区工作方针，提升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牧区的工作方针，把“三不两利”提升为全国少数民族牧区工作“十项政策”中的第一项。内蒙古先行一步的牧区工作经验成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牧区工作的指导方针。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任亚平说，自治区成立之初，在党的坚强有力领导下，以乌兰夫为首的共产党人针对当时相当数量的蒙古族同胞特别是青壮年出家当喇嘛、蒙古民族经济和人口发展受到严重影响的问题，制定出符合内蒙古实际的民族宗教政策和措施。
内蒙古还把加强少数民族干部队伍建设作为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70多年来，自治区不断完善少数民族干部选拔、培养、任用机制，培养了一大批德才兼备、蒙汉兼通的少数民族干部，充分发挥他们在民族地区管理和改革、发展、稳定中的关键作用。
任亚平说，当时推行的宗教改革政策、“三不两利”政策和培养民族干部政策，是内蒙古成为模范自治区的三大基石，为内蒙古的长治久安、经济社会发展和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乌兰夫在内蒙古自治区40年大庆时总结了四条基本经验：一是坚持党的领导，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三是加强民族团结，四是培养干部。
2017年3月，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纪念日前夕，布赫发表文章称要“牢牢把握大方向”。“这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坚持民族平等、民主自治。这是根本，是奋斗目标，也是归宿。”（殷耀、张云龙、勿日汗、于嘉）
参考史料：
《中国共产党兴安历史·第一卷》
《纪念乌兰夫诞辰100周年：继承遗志 造福人民》
《站在历史的高度看历史——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内蒙古自治运动胜利的意义与启示》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陕西省档案馆和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合编，档案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