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必信,行必果”,这是周恩来在1972年9月28日写给日本外相大平正芳的一句话,当时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也写了“信为万事之本”一句回赠周恩来,由此中日两国在诚信的基础上互相承诺世代友好。关于钓鱼岛问题“搁置争议”的默契也是在这时,在这种诚信的基础上形成的。
首先,“搁置争议”为邦交正常化铺平了道路。1972年7月28日,田中角荣的“秘使”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华,他告诉周恩来,如果自民党内阁提及与日美安保有关的事,那便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他还就钓鱼岛问题征求中方意见,周恩来对他说:钓鱼岛问题可以不谈,和邦交正常化相比,这是个小问题,不会影响中日关系正常化。周恩来还说:美国因为尚未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他们当然希望日本等一下,这是他们的想法。事情果然被周恩来说中,8月31日,日美在夏威夷举行首脑会谈,尼克松对田中说:日本与中国的邦交问题应该是以后的问题,中日两国应该首先就结束战争状态问题谈判。后来的事情,众所周知,田中没有听从美国的建议,而是毅然与中国恢复了邦交正常化。9月27日,田中问周恩来:“尖阁列岛怎么办?有很多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周恩来说:“这个问题这次我不跟你谈。”田中由此放下心来,29日,双方发表联合声明,其中没有提钓鱼岛问题。
其次,“搁置争议”是双方领导人之间的默契。当时,日方领导人对周恩来关于“搁置争议‘的提议是首肯的,而且还有明确积极的回应。比如,1972年9月30日,大平正芳接受《朝日新闻》论说主干采访,表示:“此次与中国谈判,没有谈尖阁列岛问题,中心是邦交正常化。”10月1日,田中角荣在高尔夫球场会见记者,他说:“我曾经明确提出了关于尖阁列岛领有权问题,但是周恩来总理说,我现在不跟你谈这个问题,这个地方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只是因为发现石油后才出现问题。”11月6日,大平正芳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就将来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是否谈领土问题回答提问,他说:“向后看的问题已经结束了,和平友好条约是向前看的问题。”由此,田中和大平以这种方式回答了日本“很多人”的关心,也证明了“搁置争议”是中日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默契。
第三,“搁置争议”的共识在和平友好条约谈判过程中得到贯彻。1974年10月3日,邓小平对日本客人说:“希望克服一切障碍尽快进行(友好条约)谈判,钓鱼岛问题最好搁置起来。”后来,由于中日两国国内问题和苏联的阻挠,和平条约谈判被推迟,直到1978年两国重启谈判,3月10日,外相园田直在参议院发言说:“和平条约不包括领土问题,所以,双方不谈尖阁列岛问题。这个问题对日本国民来说很重要,但是,现在提这个问题不是良策,应该在另外的机会向中国表示尖阁列岛在历史上就是日本领土。”但是,由于自民党鹰派企图利用钓鱼岛问题阻挠中日签订和平条约,压中方承认日本拥有主权,于是发生“渔船事件”,当时的自民党干事长大平正芳被问及中日之间是否存在密约,对此,4月20日,大平对记者说:“关于尖阁列岛问题,应该回到中日联合声明的轨道上来。”后来,大平的政治秘书伊藤昌哉在回忆录中提到此事,还在大平发言中的“中日联合声明”一句中特别加注“尖阁列岛被搁置”。笔者认为这是大平暗示两国之间存在关于搁置争议的约定。之后才有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那段著名的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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