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2月14日，希腊雅典的医疗工作者在卫生部大楼门前堆砌砖墙，表达对政府医疗政策的不满。

　　丁纯（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米利亚姆·坎帕内拉（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张万申（法国经济学家）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德国柏林经济研究所国际经济学研究部主任）

　　彼得·帕加尼尼（意大利约翰卡伯特大学教授）

　　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西班牙IE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帕斯瓜尔·费尔南德斯（西班牙经济学院院长）

　　延斯·博伊森—霍格雷夫（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专家）

　　①成效——

　　宽松政策刺激明显 整体释放积极信号

　　丁纯：欧元区经济近期呈现的增长，既有周期性复苏，也有量宽为主的货币政策拉动。自欧债危机以来，欧元区经过短期的援救纾困，中期的财政巩固和金融监管，长期的结构性改革等举措，再加上消费和投资需求的周期性修复，自2013年起出现缓慢但持续增长，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7%，且失业率和公共债务负担不断降低。另一方面，欧洲央行通过将基准利率降至-0.4%，并通过量化宽松投放超过1.6万亿欧元的流动性，有效降低了家庭与企业的融资成本，在低通胀环境下刺激了消费需求的增长，辅之“容克投资计划”等对私人投资的带动，共同推动经济复苏进程的加速。

　　米利亚姆·坎帕内拉：原油价格此前不断下降，减少了企业成本，有利于企业开展经济活动。同时欧元汇率走低，也促进了区域内产品和服务出口。此外，欧元区国家进行的结构性改革、加强金融监管，都成为区域经济增长的一个因素。或许就像欧洲央行行长德拉吉所说，短期内离不开刺激政策来保证经济复苏，这不会只是一个周期性现象。

　　张万申：欧元区经济复苏是肯定的，去年的失业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率上升都证明了这个事实。欧洲央行的货币刺激政策为经济复苏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但要达到真实的周期性复苏，还需要欧元区一些国家继续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税务、基础设施建设等，也包括对预算政策进一步灵活运用，更需要全球经济同时复苏。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今年欧元区的通胀率有望上升，但高于欧洲央行2%目标的可能性不大。通胀率上升后，个人家庭的购买力将有所下降。加之企业对市场相对不确定，欧元区的投资将会更少。据此，2017年欧元区的增长与2016年相比，将有所回落。

　　彼得·帕加尼尼：欧元区成员国经济表现有好有坏，比如德国经济就表现较好。德国在过去10年间进行的产业升级，正通过强劲的出口数据得以体现。西班牙通过改革让经济大踏步向前。意大利经济则表现较差，不过在去年最后几个月出现好转，让人们对其2017年的表现充满期待，这也是整个欧元区经济释放出的积极信号之一。我对欧元区经济继续增长仍持乐观态度。

　　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近两年来，欧盟明显减小了财政紧缩力度，这带来短期内的经济增长效果，但从中长期来看或将影响经济增长的稳定性。持续的增长需要我们巩固和延续此前的政策，然而，当前国际形势却存在诸多风险，例如英国与欧盟展开“脱欧”谈判、难民危机、对欧元区的质疑，以及像意大利这样的重要经济体的金融体系恶化问题等。欧洲央行通过建立银行业联盟来共同承担风险，表明了一体化的未来发展方向，然而，建立财政联盟来共担主权债务风险却并不容易，如果财政联盟协议无法达成，欧盟金融市场很可能将再度回到高波动性的紧张形势。

　　帕斯瓜尔·费尔南德斯：全球经济在去年整体趋于稳定，这主要是源于低油价和货币政策的刺激。在未来两年内，欧元区宽松货币政策带来的增长还将持续，2017年增速将在1.7%至2%之间。

　　②反差——

　　债务负担影响活力 政局稳定有利复苏

　　丁纯：希腊迟迟无法走出困境是多方面原因所致。首先，希腊经济基础薄弱，产业结构单一，对旅游与航运高度依赖，自我造血功能差。尽管一再紧缩，但目前仍背负着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83.9%的巨额债务。其次，希腊政府行政效率相对不高，投资和营商环境相对恶劣，难以从根本上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最后，长期面临外国债权人和本国民众的双重压力，希腊政府进退维谷，难以切实推进所需的改革措施。

　　相比之下，西班牙政局相对稳定，能够切实推进各项经济政策。其次，西班牙较为成功地实施了劳动力市场改革，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降低了劳动力成本，创造了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外资，重振制造业，使得国民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再次，西班牙在危机初期采取了合理的救助路线，避免了银行业危机的发生。不过，目前“脱欧”等反一体化浪潮或将对西班牙经济复苏造成负面影响，全球保护主义的高涨则会威胁西班牙赖以驱动增长的净出口。

　　米利亚姆·坎帕内拉：希腊需要加大改革力度，这是国际债权人提出救助希腊的条件。然而，希腊人的改革意愿一直不强烈，其改革进程屡屡被点名批评。此外，希腊政局频繁更迭，也影响到改革进程与力度。西班牙未来挑战主要是如何更好地推进国家私有化与财政紧缩政策，并取得民众支持。此外，西班牙经济未来增长还面临英国“脱欧”带来的考验。

　　张万申：西班牙连续两年GDP增长率超过3%。其主权债务也增长很快，2016年超过GDP的100%，约是2007年的3倍。另外，西班牙向欧洲金融稳定机构求救较早，所执行的强制性改革也比较早，包括国有财产私有化、大量减低社会福利、劳动法修改等，但其效果可能已达界限。随着利率重升可能性的增加，债务负担的增加也会大幅削弱政府预算的灵活性。

　　克里斯坦·德瑞格尔：西班牙的“经济底子”比希腊好，因此结构性改革实施速度快，出口优势也更明显。但由于西班牙和希腊巩固公共预算，导致两国内需大规模削减，因此两国都有待进一步结构性改革，以寻求长期经济增长路径。

　　延斯·博伊森—霍格雷夫：不同于希腊，西班牙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房地产危机并最终克服，但并没有经历主权债务危机，尤其没有经历政治危机。西班牙必须采取温和的紧缩政策，以便从相对成熟的出口行业中受益。最近有关希腊经济调整方案和是否留在欧元区的讨论均未达成一致，浇灭了希腊走出经济危机的最后一丝希望。因此，希腊政府有必要重新努力获得欧洲伙伴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信任。

　　费尔南多·费尔南德斯：西班牙与希腊、意大利、葡萄牙等国在欧债危机中面临的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在危机爆发原因上，西班牙是由于房产泡沫破裂而引发了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的一系列问题，希腊主要是由国内财政结构问题引起的。西班牙能够实现经济复苏，归结于三个方面：一是通过工资节制为企业的收支盈余提供便利政策，增强企业竞争力；二是对金融体系进行了关键性改革，全面调整银行业管理层，重新恢复盈利和资本流动性；三是对劳动力市场进行改革，灵活放开用工条件，降低用工成本，使失业率下降超过8%，并增加了经济增长的潜力。

　　改革过程十分痛苦，也带来社会层面和政治层面的巨大损耗。如何在民众已经厌倦财政紧缩的情况下巩固公共财政是政府要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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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刘格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