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瀚的典籍史料

　　中国历史古籍，如东汉的《异物志》、三国时期的《扶南传》、宋代的《梦粱录》和《岭外代答》、元代的《岛夷志略》、明代的《东西洋考》和《顺风相送》、清代的《指南正法》和《海国闻见录》等，不仅记载了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情况，而且记录了南海诸岛的地理位置和地貌特征、南海的水文和气象特点，以很多生动形象的名称为南海诸岛命名，如“涨海崎头”、“珊瑚洲”、“九乳螺洲”、“石塘”、“千里石塘”、“万里石塘”、“长沙”、“千里长沙”、“万里长沙”等。

　　这是《中国坚持通过谈判解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的有关争议》白皮书第10条中的内容。

　　厦门大学教授李金明向《环球》杂志记者介绍，这些典籍记录了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在南海的活动印记。

　　东汉杨孚《异物志》中记载，“涨海崎头，水浅而多磁石，缴外大舟，锢以铁叶，值之多拔。”李金明说，“涨海”就是东汉人对南海的命名。

　　李金明告诉记者，宋元时期有关中国南海疆域的记载就更加明确了。南宋赵汝适在其所著《诸蕃志》中写道：“汝适被命此来，暇日阅《诸蕃图》，有所谓石床、长沙之险，交洋、竺屿之限。”赵汝适当时任福建路市舶提举，经常要与外国商人打交道，为了解情况，他利用休闲时间阅读《诸蕃图》，发现了被称为航海危险区的石床（塘）、长沙（指中国南海诸岛），和作为中国与外国海洋界限的交趾洋与纳土纳群岛（竺屿）。

　　李金明介绍，元代汪大渊的《岛夷志略》记载了中国南海诸岛的范围，它起自广东潮州，曲折连绵向海中延伸，一面到爪哇，一面到文莱和沙巴，一面到越南东南端海域的昆仑岛。

　　由此说明，早在宋元时期，中国南海疆域的范围与界限已基本确定下来：其西面与越南北部的交趾洋接境，西南面到达越南东南端的昆仑洋面，南面与印度尼西亚的纳土纳群岛相邻，东南面到达文莱与沙巴洋面。

　　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航海事业的发展，以及航海者对中国海域认识的加深，有关中国海域与外国海域分界的记载则更趋具体。明嘉靖十五年（1536）黄衷撰写的《海语》一书，把中外海域的分界称为“分水”。

　　李金明告诉记者，一些地方志，如《广东通志》、《同安县志》、《崖州志》等，对于中国南海疆域的范围与界限也有比较明确的记载。《崖州志》记载，“崖州协水师营分管洋面，东自万州东澳港起，西至昌化县四更沙止，共巡洋面一千里。南面直接暹罗、占城夷洋，西接儋州营洋界，东接海口营洋界。”

　　李金明说，“从该记载中可了解到，清代崖州水师营在其管辖洋面的巡航路线有两条：一条是从海南岛东部的万州东澳港出航，环绕海南岛沿海，航至西部的昌化四更沙，历程约一千里；另一条是直接向南航行至暹罗与越南中部的占城洋面，即抵达中国南海疆域洋面的西部。”

　　李金明表示，根据《崖州志》，清代南海海域属海南崖州水师营管辖范围，水师营定期从海南岛沿海巡视到西沙群岛海域，充分行使了主权和管辖权。清末，广东官员在处理日本人非法侵占东沙岛的事件中，广泛搜集历史证据，据理力争，严正进行外交交涉，迫使日本归还东沙岛，捍卫了中国的领土主权；此后，又派军舰到西沙群岛巡视，在群岛上勒石命名，悬挂国旗，向国际宣示中国对西沙群岛拥有主权和管辖权。（《环球》杂志记者/刘娟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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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雷东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