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在陈伯坚首批随军入朝后不久，新华社以林麟为组长，李耐因、徐熊任记者的九兵团记者组随军入朝，并在冰天雪地和战火纷飞中采写了第二次战役东线作战的通讯报道。

　　1951年1月下旬，新华社特派国内部军事组组长普金入朝，建立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由志愿军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李唯一兼任社长，普金任专职副社长，是总分社的实际负责人。

　　“新华社进驻的矿洞坑道很长，还是两层的，每层高和宽都有约2米，有的地方还有一块较大的空地。编辑部在上层，下层是机要。洞中生活不见天日，又十分潮湿，‘嘀嗒嘀嗒’的渗水声，被大家戏称为‘水帘洞’。特别是空气不好，还曾发生过有害气体溢出致使两位同志昏厥，幸好被及时发现抬出洞外，才保住性命。”

　　朝鲜战场的环境十分艰苦，志愿军总分社的编辑部常年设在阴暗潮湿的山洞里，驻地附近几次遭到敌机轰炸、扫射。图为总分社何友、李健华、孙大文等同志在山洞内学习。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直在总分社担任编辑工作的朱承修此前回忆：“从踏上朝鲜国土直到停战，新华社记者们的工作、生活都与防空密切相关。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驻地随战线变化曾多次搬家，直到1951年4月搬到平安南道的桧仓，就再也没有动过。桧仓是一个规模不小的金矿，山上多条被采空的矿洞和绵长的坑道成了防空好处所，也是我们工作、住宿的地方。”

　　从入朝后到1952年上半年，大家每天只吃两顿饭，伙房在山下，大家轮流下山打饭。一次下山打饭，一枚哑弹让朱承修逃过一劫。

　　“那天9时多，当我拎着一桶饭一桶菜上到半山腰时，两架黑乎乎的‘野马式’飞机突然低飞着冲过来。我把两个桶一放，就滚到旁边排水沟的草丛里。”朱承修眼见着飞机上的机枪手朝自己射击，子弹从头顶飞过，还没等人跑开，又有两架飞机呼啸而来，发射的一枚火箭弹就落在离他20来步的山坡上。“火箭弹竟然没有爆炸，我赶紧拎桶上山。那次，政治部驻地山沟里共落了20多枚炸弹。后来，司令部派工兵扛走了那枚细长的火箭弹。”

　　抗美援朝时期新华社前线记者与空军英雄张积慧的合影，前排右起为苏群、谢芝麟、张积慧、曾思明、刘紫池、殷步实；二排右起为丁德润、崔佳山；三排右起为阎吾、徐熊、朱承修。

　　他记忆中的又一次危险时刻，是1952年的8月5日。

　　那时，工兵在洞外为总分社盖起了两个掩蔽部，洞对面一个由机要室专用，洞口一个是编辑办公的地方，“掩蔽部用一块块厚大的石块垒起作墙，门窗贴上白纸透光，大家白天晚上都在那里工作。”

　　一天晚上9时左右，一架美军B-29轰炸机投下的炸弹突然在离掩蔽部几米的空地上爆炸，窗户纸被震成碎片，蜡烛被震灭，桌上的稿纸飞了一地，大家马上飞奔进洞。

　　“同事丁德润和我坐在最里面，要把地上的稿纸一张张摸起来。当我最后进洞时，第二批炸弹掀起的泥土石块就打在我们背上。洞里冬暖夏凉，夏天也要披棉袄，当时幸亏有棉衣在身。”

　　朱承修回忆，进洞后大家点起蜡烛看稿，头顶不断传来爆炸声，有点儿像打闷雷，烛火也被震得飘动起来。直到第二天，大家才发现掩蔽部外被炸出一个大坑，但只损失了一个破脸盆。同志们说：“如果那炸弹不是偏了几米，总社就得重新派人来接替我们的工作了。”

　　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的很多工作人员都有过同炸弹、机枪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一次，机要组组长连培生回安东，由于坐在一辆吉普的最后排，人太挤，两脚只能翘在车外。结果中途遇空袭，一梭子弹下来，只觉得脚一震，下车疏散时感觉走路不对劲，才发现一只鞋的后跟被打掉了。

　　1951年抗美援朝第5次战役期间，新华社记者李耐因随军（26军）采访，经常露营，写稿子也常是在树下、路边或临时搭起的棚子里。这是记者李耐因（右）在临时搭起的防空棚下，向军队参谋人员请教战况。

　　尽管工作生活条件异常危险艰苦，与敌机周旋是常态，新华社志愿军总分社专职副社长普金对大家的要求依旧严格。“业务上要求编辑尊重记者的劳动，战地采访，每一篇稿件都来之不易，‘枪毙’稿件是大事，要尽量挽救。”朱承修回忆。不少稿件都是大家一起研究探讨，一商量就是一两个小时，“稿子编得不好，马上就被打回来”。（记者 强晓玲、张博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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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徐宙超